黄庭坚书论中的精髓：探寻书法艺术的韵律之美

06-12

刘熙载在《艺概》里说：

黄山谷论书，最重一“韵”字。盖俗气未尽者，皆不足以言韵也。

这是对黄庭坚书论的完美概括。

“韵”，本指声音的和谐，或者指和谐的声音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声律》说：“异音相从谓之和，同声相应谓之韵”指的是韵脚，诗歌之所以读起来音节和谐，琅琅上口，其原因就在于押韵。

到了晋代，《世说新语》开始将“韵”用于品藻人物，渐渐开始指一个人的襟怀风度。论人的“韵”，或许原先也着眼于“和谐”，比如五官五体以及言行表里的和谐等。比如，我们说“丰韵犹存”时，多半是夸奖这个妇人，尚有精致的五官和姣好的身材以及由此带来的风姿和仪态。

有“韵”，是不俗的。

（黄庭坚画像）

但黄庭坚书论里的“韵”，恐怕首先讲的是含蓄，比如：

凡书画当观韵。往时李伯时（公麟）为余作李广夺胡儿马，挟儿南驰，取胡儿弓引满以拟追骑。观箭锋所直，发之，人马皆应弦也。伯时笑曰：“使俗子为之，当作中箭追骑矣。〞余因此深悟画格。此与文章同关纽，但难得人入神会耳。（《山谷题跋》）

李公麟画中的李广引弓而不发箭，但看画的人观箭锋所向，已经可以联想到追赶的人中箭必死的情景。如果是“俗子”所画，箭肯定是射中了追骑的状态。这就是高明画家与俗子在处理李广射箭状态上的区别。所以高明画师与“俗子”的差别，就在这是否有余味的“韵”之上。

作画作字，乃至作诗，是否“俗”的标准，就是是否有“韵”的存在。高明的书家、画家、诗人，它的作品必是有“余味”可以品咂，有“余理”可以思量的。正如苏东坡诗中所说：“论画以形似，见与儿童邻。赋诗必此诗，定非知诗人。”

评论画的好坏以画得像和画得不像为标准，这种见解和小孩子差不多；写诗如果只限于摹写形象，不讲究神韵和意境，这种人一定不是懂得诗的人。苏轼以此贬低驸马王诜所收藏的画作，足见苏轼的评画标准。

书画以韵为主，都以不浅白直露为旨归。但书与画严格地说还是有较大的不同的：

画毕竟有形象，可以从题材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去把握。而书法的“韵”，基本上可用“不俗”来诠释，可是“俗”与“不俗”如何区别呢？

黄庭坚认为，俗与不俗决定于书者的人格、修养、文化等的高低。他说：

书家论徐会稽笔法“怒猊抉石，渴骥奔泉〞，以余观之，诚不虚语。
如季海少令韵胜，则与稚恭（东晋庾翼）并驱争先可也。季海长处，正是用笔劲正而心圆。若论工不论韵，则王著优于季海，季海不下子敬；若论韵胜，则右军、大令之门，谁不服膺？
……前朝翰林侍书王著，笔法圆劲，今所藏《乐毅论》、周兴嗣《千宇文》，皆著书墨迹，此其长处不减季海，所乏者韵尔！（《山谷题跋》）

他把“韵”与“工”对举，“工”是功力，“韵”即非功力可企及者。他认为韵胜的极致是二王。说“两晋士大夫类能书，笔法皆有成就，右军父子拔其萃耳。”他推崇三个人，说他们继承了二王的衣钵，这三个人就是颜真卿、杨凝式和苏轼。

他品评这些人的书法，用语中，多用“韵”字，可见，他评书的标准，就是“韵”：他说颜真卿书法：

（颜真卿《蔡明远帖》局部）

《蔡明远怗》（颜真卿书）笔意纵横，无一点尘埃，可使徐浩服膺、沈传师北面。

他评价杨凝式书法，称：

（杨凝式《韭花帖》）

见杨少师书，然后知徐、沈有尘埃气。
俗书喜作《兰亭》面，欲换凡骨无金丹。谁知洛阳杨风子，下笔却到乌丝栏。

他评价苏东坡的书法，更是直接强调天资了：

东坡简札，字形温润，无一点俗气。今世号能书者数家，虽规摹古人自有长处，至于天然自工，笔圆而韵胜，所谓兼四子之有以易之，不与也。
蜀人极不能书，而东坡独以翰墨妙天下，盖其天资所发耳。观其少年时，字画已无尘埃气，那得老年不造微入妙也？

黄庭坚不仅评价别人书法以“韵”为标准，他自己所追求的也是“韵”。现代书家马宗霍（其实我更认为他是文字学家）评论“宋四家”时说：“综是四家，冠冕一代，要其独到，各有专胜：‘蔡胜在度，苏胜在趣，黄胜在韵，米胜在姿。’”

（宋四家）

苏轼的“同年”晁端彦对黄庭坚的书法，说他“唯有韵耳，至于右军波戈点画，一笔无也。”黄庭坚知道后，反倒笑而赠诗称：

字身藏颖秀劲清，问谁学之果《兰亭》？大字无过《瘗鹤铭》，晚有石崖颂《中兴》。小字莫作痴冻蝇，《乐毅论》胜《遗教经》。随人作计终后人，自成一家始逼成。

此时，他强调自己的韵胜，甚至已经以自己的“韵”为自豪了。

对于“韵”的追求，也就是“去俗”的方法，黄庭坚主张的最佳途径，就是多读书。

他评价学生王观的书法：

此书虽未及工，要是无秋毫俗气，盖其人胸中块磊，不随俗低昂，故能若是。今世人字字得古法而俗气可掬者，又何足贵哉！

对此，他有更为极端的言论：“士大夫下笔，须使有数万卷书气象，始无俗态。不然，一楷书吏耳！”胸中无书，笔下无书卷气，就是一个“字匠”罢了。

他还把书法的“俗”与“不俗”提高到道德的高度来强调，认为人品决定书品，他认为苏轼的书法之所以为本朝第一，除了“笔圆而韵胜”以外，就是“挟以文章妙天下，忠义贯日月之气”。他把道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他说：

“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，又广之以圣哲之学，书乃可贵。若其灵府无程，政使笔墨不减元常、逸少，只是俗人耳！余尝为少年言：士大夫处世，可以百为，惟不可俗，俗便不可医也。或问不俗之状，老夫曰：难言也。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，临大节而不可夺，此不俗人也；平居终日如含瓦石，临大事一筹不画，此俗人也。虽使郭林宗、山巨源复生，不易吾言也！”

他这一段议论其实正是夫子自道。“临大节而不可夺”，岂止是“不俗人”？简直可称为忠臣义士了。黄庭坚就是用自己的言行证明了这一点，他倔强如铁般的书法形象，正是他高尚人格的化身。

最后，让我们看看他在《诸上座帖》后面的跋语吧——